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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陈酿

佚名 2008/04/02 827 转摘自《医药经济报》

采访对象:


肖纯绪,80岁,1955年进厂,从事工种为小口锅提杂。


臧立法,78岁,1955年进厂,从事工种为大口锅化皮。


刘绪香,74岁,1958年进厂,从事工种有泡皮、炼胶。


赵明岐,74岁,1956年进厂,从事工种为炼胶。


孙庆邦,68岁,1968年进厂,从事工种为炼胶。

1963年东阿阿胶老职工合影,前排右一为刘绪香,第二排右二为赵明岐,后排左三为臧立法,左四为肖纯绪

东阿阿胶使用蒸汽加温技术,改善了生产车间的卫生条件

赵明岐老师傅在检验阿胶成色,这种检验方法叫做挂旗

肖纯绪

臧立法

刘绪香

孙庆邦

赵明岐

2007年的冬至对东阿阿胶人来说注定是个需要载入史册的日子,这一天,山东东阿阿胶股份公司举行了“九朝贡胶”开封大典,恢复了金锅银铲桑木柴的传统阿胶生产方式,由老炼胶工亲自带徒,事先选取放养于新疆、内蒙古草原的优质纯黑驴皮,在冬至日汲取东阿地下水,由唯一阿胶代表性传承人秦玉峰带领6位老炼胶工,承袭古制,沿用50多道手工制胶工艺炼制阿胶。借此机会,记者以座谈会的形式采访了部分老炼胶工,并试图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


应邀而来的5位老炼胶工围坐在椭圆形的会议桌旁,他们中年龄最大的肖纯绪老人今年已80岁高龄,年龄最小的孙庆邦老人也已68岁。虽然室外的气温已经降至零下,但室内大家热情高涨、暖意融融。看着这些已经走过大半个世纪、穿着有些臃肿、满脸“沟壑”的老人,记者联想到美国小说家海明威笔下的《老人与海》,联想到饱经沧桑的桑提亚哥老人、美丽的墨西哥湾、硕大的马林鱼和凶猛的尖吻鲭鲨。是的,眼前的这些老人没有桑提亚哥老人那样惊心动魄的经历,但他们却是我国阿胶行业发展的见证者和实践者。与阿胶结缘,他们奉献出的是自己的青春和一辈子的心血。岁月有痕,在他们的记忆深处,也许盛满了各式各样的故事,这些故事经过时间的酿造历久弥香。而同时,在不经意间,他们也成为了故事的主人公。

偷艺 


“刘绪香老人说,受旧社会落后思想的影响,一些老炼胶工不愿将自己的技术传给他人。行内有一句谚语——“宁帮十吊钱,不把艺来传。” 在当时,新入厂的员工是不让立即学习炼胶技术的,都得从挑水、泡皮、铡皮、推煤等工作干起,大约做四五年时间,经过师傅“考核合格”,才可能上锅学炼胶。”


肖纯绪、臧立法老人都是1955年从山东省东阿县皮麻生产合作社调入阿胶厂的。谈到阿胶的来源,老人们自然想到那个神秘的传说。


在一个久远的年代,东阿县住着一位道士,道士养了一头驴。在道士的熏陶下,这只驴逐渐变成了一只仙驴,仁慈的道士与仙驴天长日久感情很深。有一天,这只驴即将死去,临终前,为了感谢照顾了它一生的道士,说:“我死后,没有什么东西留给你,我的皮可以治病,你可以按照我教你的办法炼制,给周围的百姓解除痼疾之痛。”仙驴死后,悲痛欲绝的道士按照仙驴遗言,用仙驴皮炼制了一种胶,就是后来的阿胶。用驴皮炼制阿胶的方法也在东阿县一带流传下来,直至今日。仙驴教给道士的阿胶炼制方法有11道工序:晾皮→刮皮→泡皮→铡胶→化皮→打沫→浓缩→凝胶→切胶→晾胶→擦胶。阿胶进入工厂化生产后,又增加了两道工序:包装和销售。臧立法老人虽然已经退休多年,但对生产阿胶的13道工序仍然倒背如流。


当记者询问老人们炼胶技术从何而来时,不想他们几乎同声说:“手艺是偷学来的!”据肖纯绪、臧立法和赵明歧回忆,当初他们师从于当时厂内唯一的老药工赵锡寅老人。赵锡寅也是东阿县人,相传他从14岁就开始学习炼胶。当时其姑父在东阿县岳庄开了一家阿胶加工作坊。因悟性高,赵锡寅很快就把炼制阿胶的全套手艺学会了。为了增长见识,赵锡寅还亲自跑到济南府的宏济堂药店当伙计,学习宏济堂的经营技巧和阿胶的生产销售经验。上世纪50年代初,赵锡寅的阿胶作坊被公私合营,他便成了东阿阿胶股份公司的启蒙药工。据3位老药工回忆,刚成立阿胶厂时,只有7个人,所有的工序都由赵锡寅负责,其他人每人只负责一两道工序。刘绪香老人说,受旧社会落后思想的影响,一些老炼胶工不愿将自己的技术传给他人。行内有一句谚语——“宁帮十吊钱,不把艺来传。” 在当时,新入厂的员工是不让立即学习炼胶技术的,都得从挑水、泡皮、铡皮、推煤等工作干起,大约做四五年时间,经过师傅“考核合格”,才可能上锅学炼胶。即使上锅学炼胶了,师傅也只告诉他们所负责的工序如何操作,不会将整个工序传授给某一个人。尽管师傅在传艺上比较保守,守口如瓶,但肖纯绪、臧立法和赵明歧等人还是掌握了炼胶的所有工序,因为时间长了,他们每个人都有机会到其他工序操作,这样凭着自己的悟性偷着学会了全部的炼胶工艺。据赵明歧老人回忆,1956年进厂时,他只能做些临工,打下手,到1958年转正后,才开始学炼胶。


臧立法老人告诉记者:“到1962年,由于生活条件差,加上生计等多种原因,东阿阿胶建厂时唯一的老药工赵先生回农村老家了。当时阿胶厂的主管部门工业局的领导便在东阿县找到一位老炼胶师傅,想让他到阿胶厂指导炼胶,但他到阿胶厂看过之后,要求包工包料,把俺们赶走。人家不想叫俺们学!”在此情况下,根据领导安排,肖纯绪、臧立法等人开始自己炼胶。“我们毕竟学了三四年,老药工也就不拿架子了,共同交流摸索,后来还在原来的基础上有所提高。”


臧立法老人很认真地说:“学习炼胶技术最难的是火的掌握,以前师傅出三次胶,用火比较大,但很容易钉锅,胶也容易发黑,后来俺们摸索着出四次胶。在用火上,开始用稍大一点的火,因为刚开始胶量少不容易钉锅,炼第二次到第四次时要逐渐调小,这里面非常讲究,假如调不好火的话,胶要么会苦,要么会黑。”刘绪香老人也说:“胶汁浓缩快要出胶时不能见到明火,灯头大的一点火都可能钉锅。从师傅那里学习经验主要靠自己的悟性,靠自己琢磨,一边做一边摸索。”


时代在进步,工人们之间炼胶技术的传播显得越来越开放。据老人们介绍,虽然从前的老师傅在传艺上比较保守,但到他们带徒弟时阿胶厂已经成了国营企业,他们也打破了原先师傅的那种保守思想,能够比较细致地指导自己的徒弟如何掌握火候,放多少水等等,没有任何保留。

忆变


“臧立法老人对记者说,由于要带徒弟,他和肖纯绪两位老人每天要在车间里干16个小时左右,即早上5点上班,一直到晚上9点才收工。想起当时的情景,两位老人觉得用“辛苦”二字不足以概括其全部内容,好在当时他们都还年轻,也不计较个人的得失。”


“金小城、银河坡,顶不上东阿县的炼胶锅。”老人们还清楚地记得这首流传了2000多年的阿胶歌谣。从中,人们不难看出阿胶的价值。但是,当时的阿胶生产条件却是十分艰苦的。“东阿县连一个路灯都没有,一条油漆马路都没有。一刮风,满天灰尘遮日,看不见天。每天下班,桌上、床上都是灰土。在生产现场,蒸汽弥漫,伸手不见五指,即使离得很近,相互都看不见,冬天到处都漏风,蒸汽凝成雾。为了操作方便,工人只好站在锅台上,铁铲的把儿只有以膝盖为支点才能搅动大铁锅里的驴皮。锅台上有胶液,很滑,有时候不小心,腿就掉到锅里,有几个工人的腿都被烫了。驴皮泡到水里,晚上会结很厚的冰,第二天必须用大铁锤砸个窟窿才能把皮拉出来。在恶劣的天气里,很多人的手冻坏了,有的工人切胶,不小心把手都切掉了。”


臧立法老人对记者说,由于要带徒弟,他和肖纯绪两位老人每天要在车间里干16个小时左右,即早上5点上班,一直到晚上9点才收工。想起当时的情景,两位老人觉得用“辛苦”二字不足以概括其全部内容,好在当时他们都还年轻,也不计较个人的得失。晚上熄火的时间叫“座锅”,作为师傅,他们可以不到现场指导。这道工序的作用是让杂质沉淀下来。臧立法老人还记得,1968年,他的工资是32元。由于家里上有老,下有小,子女多,“日子还是过得紧巴巴的”。


老人们回忆,当时的阿胶厂是一个小作坊,因规模小,产量少,生产场地条件差,领导大多不愿来阿胶厂工作。即使来了,能呆上一年以上的也很少。臧立法老人说:“当时炼胶受季节限制,夏天不能炼,一般在当年10月到第二年4月进行。夏天只能做些准备工作,将驴皮处理好。”


老人们对阿胶生产的技术更新记忆犹新:“开始是烧桑木柴,后来换成煤炭,再后来换成气。切胶原来用手切,后来用脚蹬(半机器化),现在换成电机了,连蹬都不用。金锅银铲也改成了蒸球化皮。”


回忆起当时的管理体制,臧立法老人的思维显得非常清楚而活跃:“阿胶厂的管理部门变化比较多,开始归工业局管,工业局以后归卫生局管,卫生局以后归工业局管,工业局以后归商业局管,商业局以后归卫生局管,卫生局以后又归商业局管。反反复复。”他告诉记者,上世纪60年代初阿胶的价格是3元7角多。在购销体制上,驴皮由土产公司收好以后他们拿来炼胶。驴皮多炼的胶就多,驴皮少炼的胶就少。炼了胶以后由药材公司收购,价格不由他们定,由物价局定。他们既不用采购也不用销售,不像现在,企业需要出去推销。当记者问肖纯绪老人当时一年炼多少胶时,他想了一下说:“那会儿炼不大些(方言),一年就两三万斤。”据他介绍,当时阿胶在市面上买不到,都送到药店和医院了。主要还是去了南方。到了六七十年代,虽然阿胶产量高了,能生产十五六万斤,但供应更紧了,出现过买一盒阿胶要县长批条子的情况。


问到他们对阿胶现代生产工艺的看法,老人们各有主见。孙庆邦说:“好。省力。原来用金锅铁铲,现在不用了。气、水开开阀门,蒸球一转就行。”臧立法则说:“用现代工艺,人轻松了,质量上说实话没有以前的透明,也没以前的口味好。”而刘绪香的说法比较中庸:“各有所长,各有所短。现在产量高,机械化程度高,但现在的质量没有以前的好,味道也没有以前的好。”


对公司举行“九朝贡胶”开封大典,用传统工艺生产极品阿胶,老人们一致认为是一件好事情。他们说,看到阿胶传统工艺代代相传,心里会由衷地欣慰。


谈到东阿阿胶股票,老人们心里有些遗憾,因为当时孩子多,家里经济状况不太好,所以并没有持股待长。但他们的子女大多是东阿阿胶股票的受益者,而且不管怎么说,与其他企业的退休老职工相比,他们更早地知道了资本市场,知道了股票。

品趣


“刘绪香老人还记得自己在西河泡皮的事情。由于那时阿胶都是在冬至前后生产,泡皮时需要砸开河面上的冰,把皮投进去。有一次,他不慎掉进了冰窟中,费尽全身力气爬上来时,全身已经湿透了。由于家里穷,没有多余的棉衣,他只得借工友张发善的棉裤来穿了几天。那时候条件很差,出了这件事情后,领导只让伙房给他做了一碗面糊汤算是对他的慰问。”


与阿胶打了一辈子交道,老人们的记忆自然打上了阿胶的烙印。这些往事存留在他们心中,现在翻出来倒成了一件件趣事。


一辆上海“永久牌”自行车永远定格在了他们的头脑中,因为它曾经是厂子里唯一的交通工具。老人们回忆说,当时有一位上海的朋友给他们来了一封信,要给一位特急的病人买阿胶,厂里想办法给解决了。事后上海的朋友很感动,连续三次来信,问老药工需要他做点什么。见对方如此诚恳,大家一想,厂里跑药材站不正缺一辆自行车吗?那时自行车与阿胶一样也是调拨商品,于是他们回信说了一下想法,没想到半个月后,上海那边就把自行车托运过来了。老人们说,人心都是肉长的,你在他困难的时候帮了忙,他当然不会忘记。不过他们在为对方申请阿胶时,并没有指望会发生后面的故事。


当年的阿胶生产条件虽然很艰苦,但从艰苦环境中走出来的这些老人却从回忆中找到了欣慰,应该说是一种快乐的资本。刘绪香老人还记得自己在西河泡皮的事情。由于那时阿胶都是在冬至前后生产,泡皮时需要砸开河面上的冰,把皮投进去。有一次,他不慎掉进了冰窟中,费尽全身力气爬上来时,全身已经湿透了。由于家里穷,没有多余的棉衣,他只得借工友张发善的棉裤来穿了几天。那时候条件很差,出了这件事情后,领导只让伙房给他做了一碗面糊汤算是对他的慰问。虽然如此,记者从刘绪香老人的脸上并没有看出丝毫埋怨,更多的是回忆中的甜蜜。


赵明岐老人则饶有兴趣地讲起了自己当年学习雷峰上报纸的事迹。那是1975年前后,赵明岐在厂里主管销售业务。那时候,由于阿胶是由国家统购统销的,厂子里没有自主销售权,只有少量的阿胶支配权。就在那一年,西藏有一名叫李成和的军人寄来了一封信,说自己的母亲得了贫血,需要阿胶,但是没有办法买到,希望厂里能够帮忙解决。赵明岐想遍了所有认识的人,但就是没有记起有一个叫李成和的军人。考虑到他可能真的急需阿胶,就想办法向上级申请了一斤寄过去。真所谓“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后来这件事被报纸登出来了,赵明岐也就作为学习雷峰的好典型宣传出去了。赵明岐说,自那以后,厂里经常收到来自全国各地患者的求助信,有海南、上海、广东、广西等地的,出于一种同情心和社会责任感,厂里在权限范围内都尽量给予帮助。


老人们不约而同地谈到了一件事,这件事让他们想起来就觉得自豪,甚至有一些得意,因为凭借着他们的团结和炼胶技术,打了一场漂亮的“工厂保卫战”。1961年前后,阿胶厂生产情况越来越好,这让一些同行有些眼红,原来在厂里工作过的小赵师傅领来了一批小赵村的炼胶工,想用自己的人把厂子抢过去。可是来了没几天,他们看到赵明岐、刘绪香每天下几千公斤驴皮,用火娴熟,出胶质量也好,而且皮子可以出4遍胶,收胶率比他们高了很多,于是就知难而退了。阿胶厂的老师傅们到这时候才觉察到,经过几年的磨炼,他们不知不觉已经成为了制胶业的佼佼者。

许愿


“老人们高兴地说,他们退休以后最高兴的事就是每天看着自己的子女和其他后来人一起急匆匆地上班、下班,想到他们踏着自己的脚印不断前进,都感觉非常满足。” 记者妄自猜测,也许与阿胶生产打交道的人都会多少受益于阿胶的保健功能,因为在记者面前接受采访的5位老人不仅身体好,而且思维也显得非常清晰。一见面,当记者问臧立法老人“贵姓”时,不想他连珠炮似地向记者介绍:“我姓臧,西藏的藏没有草字头、臧克家的臧、建立的立、法院的法。”当记者问肖纯绪老人“退休后在家做些什么”时,老人果断地说:“没做啥,光玩!”一旁的工会王主席说:“种了地嘛!”不想老人有些狡黠地说:“那是荒塘!村里不让栽树了,种点麦子、豆子之类。”全然没有80岁老人的迟缓。


辛苦了一辈子,老人们开始在家里享受天伦之乐。肖纯绪老人像候鸟一样快乐地移居于县城和乡村之间:每年冬天,他留在县城生活,因为公司条件好,有暖气;而到了夏天,他会骑上自行车到自己的农村老家,种种地,等收完庄稼后再回来。虽然县城离老家有20里地,但距离并不能阻断肖纯绪的牵挂和“候鸟”式的生活。


臧立法、赵明歧老人退休后的唯一“工作”是“平时带带重孙子”、“接送孙女上学”。见臧立法虽已78岁高龄但身体仍很健康,记者便问他平时有什么锻炼。老人说:“我没什么锻炼,身体没啥病,每天走两三个小时,与他一块。”臧立法老人指了指桌对面的肖纯绪老人。而刘绪香的业余爱好也许让你猜都猜不到:养鸟遛鸟。


老人们说,虽然他们为东阿阿胶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但企业也给了他们很多。每月的工资最少的也有1000多元,与县里的其他企业相比,已经很不错了,他们比较知足。另外,公司的福利和住房都非常好,这一点让他们很开心。一旁的工会王主席指着他们身上的衣服说:“儿女们都很孝顺,你看看过冬的羽绒服,都是儿女们买的。生活可以说没有什么担忧的。”老人们高兴地说,他们退休以后最高兴的事就是每天看着自己的子女和其他后来人一起急匆匆地上班、下班,想到他们踏着自己的脚印不断前进,都感觉非常满足。


谈到自己的愿望,老人们说,他们为东阿阿胶现在的大发展高兴,这是他们过去从来不敢想象的。而对未来的发展,他们普遍抱着非常乐观的态度,并希望公司能进一步壮大。他们的许多子女和孙辈都在公司上班,有的已经成为了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有的成了销售或管理骨干,也有的继承了他们的衣钵,成了炼胶工。不过现在的炼胶工是与机器打交道,与他们当初炼胶完全是两回事,这是时代的进步。他们希望自己的子女在各自的岗位上能尽职尽责、全心全意地为公司的发展尽力。